高中历史知识点：清朝晚期新旧势力的交锋

新旧势力：

新势力指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变新祖宗之法，政治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新势力的依靠是无实权的光绪帝，光绪帝有变法图强的意愿，同时，也希望借维新势力增强同慈禧斗争的砝码。于是软弱的维新派和同样软弱的光绪帝互为依靠。
旧势力是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坚守“祖宗之法”，反对西学变法，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大多趋炎附势，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追随旧势力，所以，旧势力在朝廷权高位重，在中央和地方很有力量。

新旧势力的交锋：

	旧势力	新势力
人事权军权	慈禧解除翁同和的军机大臣，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	光绪帝革去礼部两尚书四侍郎，任命谭嗣同等“军机四卿”
基础	荣禄等人暗中勾结密谋慈禧训政	拉拢袁世凯，不识其真面目
	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抵制新政	游说列强争取支持；各省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

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斗争：

新政不久，慈禧便解除了支持新政的光绪帝老师翁同?的军机大臣职务。翁同?出身“状元门第，帝师世家”，甲午战争的失败坚定了翁同?更张旧法的信念。翁同?是最先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的清廷大员，是早期维新派与光绪帝联系的搭桥人。慈禧开缺翁同?使其远离光绪帝，同时，又把她的亲信荣禄推为直隶总督，掌握北洋三军，控制京津地区。慈禧将人事任免和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新势力的变法在慈禧严密监视下进行。
从地方势力看，变法开始后，皇帝发布的上谕很多，真正实行的只有湖南，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兴矿务，设电信，置小轮，立制造公司，创南学会，主持时务学堂，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后来，陈宝箴又保荐杨锐、刘光第入军机处筹划新政。由于地方势力的互相推委，变法流于形式，为了贯彻改革，光绪帝也进行了反击。御史文梯参奏康有为“任意妄为”，被光绪帝革职。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等六位堂官阻挠部员王照上书，光绪帝下令把许应?等六人全部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鼓励。同时光绪帝提拔了军机四卿：谭嗣同、刘光弟、杨锐和林旭。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下热情支持变法年轻人，缺乏社会根基。以谭嗣同和刘光弟为例。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愤中国积弱不振，要求变法图强。在浏阳筹设谟学格致馆，未成。后游历北京，结识梁启超等维新名士。1897年，与梁启超等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新政，应召入京，受光绪帝召见，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事宜。刘光第也是在甲午失败的激愤中成长为一个进步的爱国官僚士大夫。军机四卿的职位虽然不高，但“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名为章京，实为宰相也”。
朝廷中守旧势力用各种方式接近慈禧，使原本就对变法不热心的慈禧加快了反对的步伐。掌握军事的荣禄也筹划借天津阅兵之机废帝，由慈禧训政。慈禧公开派人监视光绪帝，调配军队。面对危险的形势，光绪帝和维新派没有自己可依赖的军队，也不敢发动群众，于是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袁世凯一向是政治两面派，当年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在变法运动达到高潮时，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这些现象让维新派认为袁世凯是支持变法的，于是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可是袁世凯却是个政治上首鼠两端的人，在考虑政治得失后，暗中和实权派的慈禧等守旧势力勾结。

新旧势力的交锋：

慈禧太后控制了人事任免权：

光绪帝曾向庆亲王奕?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向慈禧太后请示，慈禧太后大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方始答允说：“由他办去，俟办不出模样再说。”（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奕?回来复命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于是光绪帝下诏实行变法。但是，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后不久，慈禧太后先从人事安排上剪除光绪帝的羽翼，革去翁同?职务。同时，她又迫令光绪帝下谕：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须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防止维新派获得高级职位。此外，又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

荣禄：

1834—1903，清末大臣。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慈禧亲信。光绪初，他任内务大臣兼兵部统领，后升任工部尚书，1895年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推荐袁世凯训练新军。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他极力反对，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后来，授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积极策划政变，建议整理保甲、加强练兵，并增兵天津和京郊长辛店，准备镇压维新运动。获袁世凯告密后，他立即由天津驰赴北京报告慈禧，密谋政变，屠杀维新人士。

陈宝箴：

1831—1900，清末维新派。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等职。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以直隶布政使督湘军粮台。1895年任湖南巡抚，与学政江标（后徐仁铸）、按察使黄遵宪，力行新政。他们兴矿务，设电信，置小轮，立制造公司，创南学会，主持时务学堂，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来，他又保荐杨锐、刘光第入军机处筹划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

袁世凯：

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河南项城人。他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经李鸿章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网罗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为党羽，拼凑起家的政治资本。“百日维新”中，他以曾参加强学会和表示效忠光绪帝，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被光绪帝破格授予兵部侍郎。戊戌政变前，他满口答应维新派的请求，同意在天津阅兵时诛荣禄，以武力保护光绪帝。但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获得慈禧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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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又称戊戌维新或维新运动，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89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维新”在这里是指提倡新学、推行新政、实施新法。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百日维新的特点：

（1）从方式上看：变法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制度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旧制度进行改革。
（2）从宗旨上看：是要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3）从内容上看：变法的内容与维新派的主张有差距，维新派与康有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诏令中没有此内容，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4）变法局限在社会上层，没有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因而没有形成变革旧制的巨大社会力量

明治维新与百日维新比较：

	明治维新	百日维新
社会背景	资本主义经济有较大发展，武装倒幕取得成功	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顽固势力强大
领导力量	倒幕派实力强大，维新派掌握了明治政府的实权	皇帝没有实权，资产阶级软弱妥协
具体措施	大刀阔斧，全面、行之有效	未提建立君主立宪这个要害问题，比较激进，缺乏循序渐进的过程
国际环境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集中力量侵略中国	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掀起爪分中国的狂潮

百日维新：

1、开始标志：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1898年6月）
2、基本内容：

	除旧	布新	作用	局限性
政治	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鼓励官绅士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令各省督抚举荐新政人才	有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没有涉及先前提出的“行宪法，大开国会”、设制度局、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
经济		设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务总局，保护工商业发展；提倡私人办厂，采用机器生产，奖励创新发明；，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兴办邮政，裁撤驿站	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	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
军事		建立新式军队，装备新式武器；按新法练兵，添设兵船。	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抵抗外来侵略	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文教	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	各地成立中小学堂，京师设大学堂，筹设专门学堂；鼓励私人办学，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准许民间创办报馆、学会；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刊	有利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培养维新人才

3、初步成果：（反映了……，有利于……，动摇了……）
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一定成都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

《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变法决心。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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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
（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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