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学能 2016-07-30 15:09
■本报记者 温新红
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中几次大的传染病深远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史。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进一步解释这一关系：“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让国内学者从不同领域作了反思，同样的，科学人文学者也对科学技术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反思。
时隔10年，我们回顾当时，再次听听身在其中的科学人文学者的思考。
自然的报复
SARS带给人们最大的提示莫过于科学技术的局限。
原本人们认为细菌病毒在抗生素(antibiotic)时代完全是有克星的，结果SARS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克星，不知道其发病机理，也没有有效办法去应对。
在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上，最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真正让SARS得到控制的是传统的隔离方法。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以致有一部分人就把科学当成万能的，把技术当成万能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在谈到SARS时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有一种幻觉，以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即使碰壁了，人们还会认为‘我们终将超越障碍’，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现代技术是一个网，让我们想从中反叛都无可凭借。”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在谈到现代技术的本质时说，“现代很多技术哲学家一再呼吁技术时代的危险，但危险并不在于环境灾难、核电站泄漏、飞机失事，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对于危险本身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有危险。”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曾撰文说要反思科学：“抗击SARS、防治传染病是用科学知识来救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科学一时还跟不上。人类要反思，科学的进步到底该落到哪里，是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到文明的前途。”
对于SARS这场灾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效果？思考结论还是因为人类自己。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说原因就有两个：一是对环境的侵入，二是抗生素(antibiotic)的大量使用。
尽管不清楚SARS病毒来自哪里，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而导致原始自然环境的日益缩减，生物物种的减少，人类势必侵犯了许多病毒的藏身领地，迫使它们显露出来，从而侵袭人类。
这再次促使人们反思人类与动物、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学关系，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想到“敬畏自然”。
美国思想史家纳什撰写的《大自然的权利》，清楚地讲述了许多思想家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伦理主体范围的，虽然纳什本人持保留意见，但他的思想史著作启发人们尊重外物，敬畏自然。
刘华杰认为，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而过分强调“人类中心论”，人类不会因此而伟大起来，相反人类的狂妄要受到自然的“报复”。
“20世纪的人类科学提示我们，对于不可预测或者尚未预测的东西，人还是要谦虚一些为好。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条重要理由。与未来、与自然打赌，谦逊一点，就相当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刘华杰说。
共生还是战胜
除了敬畏自然，“对待病毒也好，对待生物也好，也要有敬畏感。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对病原的敬畏，实际上它本意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生命丰富性的敬畏，对疾病、对痛苦的敬畏。”王一方加深了对“敬畏”的理解。
其实人和细菌、微生物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抗生素(antibiotic)的大量使用破坏了这一平衡。
美国研究人员托马斯·刘易斯曾说，其实微生物的世界跟人类完全是和平共处的。它对人类发生攻击的那一部分很小，结果我们恰恰用大量的抗生素(antibiotic)、消毒剂把那些正常的细菌的群落给杀灭了。
我们没有重视的细菌到底是什么？学者给的答案是：不要妄想把细菌全部消灭。
著名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谈到“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时说，“人类、微生物及其他生物都是在这个自然界共存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相生相克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他说由于疫苗(vaccine)的产生、特效药的产生和我们对病原体的认识，传染病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实际上在近30年，依然产生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
因此，“在自然界，这个病毒可能寄生在某一部分的生物体里边，但是它又不侵袭另外的一些人体，当所有这些生态改变的时候，必然要产生新的疾病，所以说传染病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符合自然辩证法的实际情况”。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SARS后，谈到过细菌的启示，认为“细菌的不可毁灭性”是其特征之一。因为“细菌具有别的生物不可匹敌的生命力。它们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很低，地上天上水中土中无所不在”。即使“发生核战争，在毁灭人类的同时还将毁灭脊椎动物(vertebrates)，但是大多数的昆虫能够幸存下来，核武器更奈何不了细菌”。
面对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刘华杰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要学会与自然共生，学会化敌为友，‘疫苗(vaccine)’就是这个道理。共生是进化的策略和智慧”。也就是说，要调动人自身的免疫力。
既然是共生关系，那么抗击SARS疫情时，我们把“微生物世界的病毒”当成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敌人，这矛盾吗？
王一方认为不矛盾。他说这是事情的两面性。这次病毒闯了祸，就必须要减毒，必须限制它。“大趋势是共生，个别问题上是抗击。或者说，从整体来讲，大的关系人与自然、微生物是要共生的，但具体到这次SARS病毒的出现，那就是我们要战胜的敌人。”
《中国科学报》 (2013-04-12 第20版 SARS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