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龟兹到敦煌：一西一东对话中唱和着历史的脉动

从龟兹，过玉门关东度敦煌便进入中原；从中原，西出阳关经高昌西行便至龟兹。从龟兹到敦煌，对古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历史的足音已远，但作为曾经的见证者，现存的龟兹石窟与敦煌石窟，在一西一东的对话中唱和着历史的脉动。

龟兹，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约在公元前后，佛教始传龟兹地区，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盛行，开窟造寺活动空前。今日犹存的龟兹石窟，不仅见证了当时的历史盛况，同时还展现了由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而开启的佛教石窟寺这一源自印度的寺庙建筑形式在西域的建造史。

克孜尔石窟第十七窟主室券顶壁画萨博燃臂故事中的中亚商人

克孜尔石窟第一九八窟甬道侧壁壁画龟兹供养人衣服上的联珠纹

库木土喇石窟第十二窟后甬道正壁壁画中的汉风佛像

敦煌莫高窟第一五四窟南壁壁画说法图，体现了晕染法的使用

敦煌莫高窟第二五四窟中心柱窟主室内景

宗教的传播，留下来的是文化和艺术的永恒。外来却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佛学，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在其沿丝绸之路向龟兹传播的过程中，汇聚了来自两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和地中海文明的多种文化和艺术风尚。同时，佛教的回传，又给龟兹注入了黄河长江文明下的汉地文化艺术传统。这种多元性的文化元素，日渐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融合在一起，给龟兹画师们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激发了创作灵感，通过融合发展，创造了瑰丽多姿的龟兹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中，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建筑提供了艺术开展的神圣空间，雕塑是灵魂和核心，壁画则是具体的阐释和展开。在龟兹石窟建筑艺术中，除了龟兹独创的中心柱窟，于公元四世纪开凿的大像窟也是其重要贡献。这种洞窟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其形制规模宏大，洞窟主室中塑造的大立佛，是之后中亚阿富汗巴米扬东西大佛和河西、中原石窟中雕凿大立佛的滥觞。

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成就既基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也源于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由此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其题材和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与释迦牟尼有关的故事画为主，佛教故事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印度和敦煌以及中原地区。其艺术风格分为龟兹风、汉风和回鹘风。其中，龟兹风融合了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印度本土风格的秣菟罗艺术和西亚波斯艺术元素，并创造使用了独特的菱格装饰构图形式和凹凸晕染法。凹凸晕染法凸显了人体的立体感，人物线条如"曲铁盘丝"。这种产生于西域的独特晕染法，后来被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带到了长安，丰富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创作方法，在画史中被传为佳话。

龟兹石窟中心柱窟的主室券顶中脊壁画，集中反映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在那里，常常有日天的形象——佛教中的天界诸神之一，掌管着太阳的运行。其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既有源于自然的圆日造型，也有身披盔甲、坐于马车之上的王者造型。王者造型显然是受到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形象的影响；而头戴虎皮帽的金刚形象更有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影子。在龟兹壁画中还出现有作为佛教护法神的双头金翅鸟形象，以及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流行的联珠纹饰，这深刻地反映出西亚文化对龟兹艺术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中原地区汉代以来所流行的不同纹饰和汉地造像在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出现，也明显地揭示出佛教艺术回传的历史轨迹。如同本生故事中的粟特商人形象呈现出中亚地区商业文明的印迹，身着各种服饰、形态多样的供养人绘画，也反映着多元文明在龟兹地区的和谐共存。

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成为龟兹石窟艺术的重要特征，既反映出龟兹文明的开放和文化自信，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文化的融通和共荣。沧海桑田，多元荟萃的龟兹石窟艺术在延续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新疆东境的敦煌石窟艺术却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一枯一荣间，石窟艺术在龟兹与敦煌的互动传播中得到了更加辉煌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地处偏僻，没有受到中原战乱的冲击，政治相对清明，成为许多中原民众的移居地，敦煌民众包括掌握政权的世家大族很快接受了佛教思想，笃信佛教，开窟造像风行。据敦煌石刻和藏经洞遗书记载，敦煌石窟的开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延续修凿千余年。

在敦煌早期石窟艺术中，无论是洞窟形制、壁画题材还是艺术风格，都可以看到本土化之后的龟兹艺术印记。洞窟形制上，中心柱窟非常流行。据学者研究，敦煌石窟早期洞窟有三十六个，其中中心柱窟占据了一半。壁画题材上，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占据很大比例，而本生故事大多可以在龟兹石窟中找到原型。艺术风格上，人物形象多用铁线描勾勒轮廓，而后采用龟兹式的晕染法形成立体感，这显然是龟兹石窟艺术样式东传的结果。

至公元七世纪，随着大唐盛世来临，敦煌石窟艺术也进入了鼎盛期，敦煌石窟艺术模式形成，来自龟兹石窟的艺术元素也被和谐地融入其中。这一时期，龟兹式的中心柱窟仍在营造，但数量已不多，取而代之成为主流的是结合中原传统所创造出的殿堂窟，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将原中心柱窟中代表佛塔的中心柱结构去掉，代之以千姿百态的造像。这种洞窟类型适应了从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的过渡。壁画内容与之前也大为不同：题材上，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经变画盛行，大乘法华、华严和净土思想流行；构图上，单幅画面已不占主要地位，连环画式、中堂式和屏风式的构图涌现；艺术表现上，以中原传统的兰叶描为主，晕染法的使用也达到了新的水平——敦煌的画师们常常将人物的不同部位分别采用龟兹式的叠晕法和中原式的高染法加以表现；而人物造型上也已本土化，大量的敦煌本地民众的生活、生产情况出现在壁画中，特别是塑像和壁画中佛、菩萨、飞天、供养人等的相貌面容，也演变成了汉族和兄弟民族的形象。敦煌石窟艺术将龟兹艺术的风格元素和中原汉地艺术传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自成宏大华美的艺术体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因为有了古代丝绸之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得以实现，才成就了龟兹和敦煌辉煌的艺术。现今，敦煌石窟被誉为"东方卢浮宫"，并衍生出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有敦煌研究者认为，敦煌学的不少难题可以从龟兹石窟中追本溯源。从龟兹到敦煌，两地的洞窟开凿相隔百年，不仅见证了佛教石窟艺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这条大动脉传入中国直至最终中国化的全过程，更接通了历史与文化的对话，留给今人诸多待解之谜……

丝绸之路上的石窟艺术

公元前六世纪，佛教在印度诞生，石窟艺术也随之产生。石窟是开凿于崖壁上的佛教寺院，作为佛教美术最重要的载体，是建筑、雕塑和壁画等艺术的综合体。包含有佛、菩萨及其弟子等艺术形象的石窟艺术，以民众喜闻乐见、富于感染力的形式宣传佛教思想，既启导人心向善，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获到很大的发展。

公元二世纪前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中外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石窟艺术相继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和河西走廊，并逐渐本土化和民族化，产生了著名的龟兹、高昌、敦煌和凉州石窟艺术。随后，它沿丝路继续东渐，传入我国内地。至唐代，完成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各民族的艺术宝库，成为他们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丝路沿线的重要石窟艺术中，除龟兹石窟、敦煌石窟艺术外，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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