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常识

逍遥学能  2010-03-13 20:44

 

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和虚词,应该说就具备了读懂文言文的基本条件,并且也的确能通部分文句,因为古今语法差异不大,句子的组合次序基本相同,如果真的对现代汉语语法知识掌握比较牢固,并能熟练地分析各种句子,那么文言百分之七十的常见句式也就能触类旁通了。但古今毕竟有异,例如,若不懂古汉语宾语前置的知识,就译不通“宋何罪之有”(《公输》)、“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齐桓晋文之事章》),用现代汉语语序“硬译”,则会译成:“什么罪的有?”“一支羽毛的不能举起,是不用力气。”这使人想起日本人说中国话。因此古汉语语法不但要学,而且要认真学。力量要放在古今语法歧异之处,即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所谓特殊句式。这些特殊句式是: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特殊语序(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介宾结构后置……)一些固定格式等等。这些知识,随中学语文教材的学习,均能逐一接触到,这里强调几点:
  1、可以借助虚词知识掌握文言句式。如“者”、“也”常用在判断句里;“哉”、“夫”常用来表感叹;“乎”、“与”、“邪”、“何”、“盍”、“孰”常用表疑问;“之”、“是”常用来表疑问;“之”、“是”常用来作句子倒装的标志等等。
  2、要从与现代汉语的比较入手,掌握各种特殊语序句式的表示方法,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牢记住这些形式。每一种形式要记一两个典型例句,以便类比判断。
  3、背记一些固定的句式结构。如:
  “不亦……乎”?表反问,可译为“不是……吗?”(其中“亦”只起加强语气作用,可不译);
  “无乃……乎?”表推测语气,比较委婉,可译为“恐怕……吗?”或者“莫非……吧?”;
  “得无……乎(耶)”表猜测、疑问语气,可译为“莫不是……吗?”“能不……吗?”或者“恐怕……吧?”;
  “如……何”、“若……何”、“奈……何”都表示疑问的格式,都可译为“把……怎么办?”、“拿……怎么样?”、“对……怎么样?”;
  “……孰与……”表示“与……相比,谁……”,常可译为“与……比较起来怎么样”;
  “其……乎?”表猜测或反问语气,可译为“大概……吧?”、“难道……吗?”;
  “何……为?”表询问或反问,可译为“为什么……呢?”或“有什么……呢?”;
  “有以……”、“无以……”,前者可译为“有什么可以拿(用)来……”,后者可译为“没什么可以拿(用)来……”;
  “有所……”、“无所……”,其中“所”是助词,“所……”是“有、无”的宾语,所以前者可译为“有……的”,后者可译为“没有……的”。

  了解古代文化常识是完整把握文言文内蕴的必经之路

  语言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文言文。不仅关涉着造字之源、句式之法、为文之妙,还包容着先哲之理、阴阳之变,乃至礼俗、宗法、地理、数术,更与古代历史密切相关。特别是先入我们中学教材的,又都是久传不衰的华章,其内蕴就更丰富、更深邃。那么,要准确理解古文文意,不具备一定的古代文化常识是不行的。我们在逐篇学习古文的过程中,要注意点滴积累,而且还要做必要的、较有系统的整理,如古代吏制,刑法,科举制度,人的姓、名、号、谦称、敬称等等,不求过繁过细地掌握,但要大体了解。

学习文言,还有一些重要环节(如诵读,就非常重要),还要学会断句,掌握翻译方法等等,诸多环节和技能训练要同时进行,才能提高阅读水平,达到中学大纲要求,完成中学阶段文言文学习的任务。

  一、学习文言文,最应该下功夫的是文言字词、句式等方面的知识,只有积累了一定的文言知识,才可能顺利地阅读文言文。

  1、重视预习,学会自学课前一定要借助注释自己逐字逐句去翻译,不要坐等老师来讲解。预习时注意找出疑难字句提交课堂讨论,向老师、同学请教。对重点字词要进行归类认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有相当多的文言实词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用的,我们要善于记忆、比较、归纳、整理,把“字词”学“活”。
  2、遵循“字不离句”的原则去理解、体会
不管是实词还是虚词,其意义、用法总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积累文言字词不要死记硬背,而应结合“语境”去揣摩。
  3、要牢牢记住主要文言句式
主要文言句式有五种: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倒装句,每种又有几种不同形式,记住形式,便于识记和理解。
  二、语文教材强调文言文的朗读、背诵,其意图是让学生通过多读多背来掌握文言知识,理解文意,培养语言感悟能力。诵读可分四步进行:

  1、借助注释,粗读课文
  预习时完成粗读任务。粗读的首要任务是疏通文字,然后在此基础上感知课文,从整体上初步地把握课文结构。结合注释,根据上下文读两三遍,再连猜带蒙,对课文内容应该能了解六七成了。粗读中要画出疑难词句,以备在课堂上提交讨论。
  2、质疑、解难、细读课文
通过课内细读,要能准确地正音、正形、断句,要解决粗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要对文章结构进行分析。要增进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3、深入领会,精读课文
精读时要力求读出语气、语调和节奏。通过精读,更深入地感悟、理解作品,体会文章的情感,把握文章的特色。
  4、鉴赏评价,熟读课文
这一步主要靠课后同学们主动进行。要熟读成诵,要强化文言字词的学习效果,深化对课文内容、结构的理解。要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评价能力。

 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文言学习形成纯粹、典雅的汉语语感,文言是白话的根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璀璨”的群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他们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运用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90%以上用白话写成,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时期就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为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跟随他们成人,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 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

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大陆作家、学者,整体上文字水平(主要是白话表达水平),难以与上半叶的大师“比肩”,根源就是少年时代“语言敏感期”接触的文言愈来愈少。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成为“白话大师”,开白话运用的一代风气,根本原因是,他们在19世纪接受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文言教育,可以说,这些“白话大师”们,少年时期在文言的“酱缸”里浸泡过的,成人后登上文坛,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文言的滋养。而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文人、学者们,少年“语言敏感期”,恰好处在大陆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从诞生、发展、再发展的时期,也即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此时,正是大陆所谓的“现代语文教育”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语文课本摒弃文言愈来愈多的时期。大陆语文课本在七十年代彻底告别了文言。因此,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成人的文人们,少年时期接触文言的数量“一代少之于一代”,因而他们成人时的文风也基本上“一代逊于一代”。几十年来,大陆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 “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大陆“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少年“语言敏感期”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的文言,成人后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少年“语言敏感期”仅仅涉猎极少的文言,或者仅仅学习白话,哪怕是一流的白话,那么,成人时期,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白话学习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法则。

  可以听听香港著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的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 ’,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我绝对不是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我主张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也绝不是放在培养“白话大师”上,我们着眼于奠定一代几代“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底,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运用白话”的效率。

  现代汉语等于“现代”“进步”,文言等于“非现代”和“落后”,用啥即学啥,不用啥就摒弃啥,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是“现代人”就应该学习现代文,现代语文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实运用”,文言已经不用,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书面语,是一种落后的甚至是陈腐语言,现代人何必再去学,再学说不定会受到拘囿、禁锢甚至毒害,也无益于应用。

这里面潜藏着一种简单的认知逻辑:白话等于“现代”、“进步”、“民主”、“自由”,文言等于“非现代”、“落后”、“陈腐”、“封闭”、“禁锢”。包含着一种简单的实践逻辑:现代生活应用用什么,就直接学习什么,现代生活不直接应用,干脆就可以摒弃不学。
其实,对文言和白话这种简单的认知逻辑,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过,我们还是细细听听“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先生是如何说的吧: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文言诗文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正像白话中有语言垃圾,也有语言珠玉一样。对于中小学课本来说,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或偏古失今,或偏今失古,关键是编写教材者选择、取舍得当。“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均为林语堂语)林语堂先生还说,文言与白话的谁现代与谁保守,关键不在于“之乎”或“了吗”,而在于文中是今语还是陈言。如文中是今语,即使借了 “之乎者也”穿插,也不碍事,不伤大雅;如果文中是陈言,即使借了“吗呢吧”来穿插,也还是鬼话。其原因就在于,一真切、一浮泛。所以,林语堂说我宁可写 “白话的文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简洁素朴的文言),不写“文言的白话”(貌似白话,口语,却罗嗦、繁冗,让人不明不白)。

  我们再想想,司马迁《史记》所体现的精神气度、文化襟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堪称博大、恢弘,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超绝。诗经的质拙、唐诗的雍容、宋词的典丽,都已经成为文化史、文学史的绝唱。我们能够说以上这些是“非现代”、“保守”、“封闭”的吗?

  文言诗文,更有对学生精神和语感熏陶感染的作用。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 “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吧?

另外,如果须循着“学什么,就用什么;不用什么,就摒除什么”的思路,发展下去,进行语文教学,那么,现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量产品说明书、市场调查报告、手机短信、QQ聊天语等等,放在语文课本中呢?因为它们是今天用得最多的呀!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大陆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 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

  学生厌学文言文,是语文教学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我们教文言文时,花的力气很大,却收效甚微。若算一下时间,学生从小学时就接触文言文,到了高中,他们学习文言文的时间并不比外语短,但“能读懂浅显的文言文”这一要求是否达到了呢?显然没有。学生面对一篇哪怕是浅显的文言文,还是一片茫然。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首先,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中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若说是为了交流吧,假如我们的学生都变成了古人,峨冠博带,一见面就是“之乎者也”一大串,显然是很荒唐的。若说是为了研究古代文献吧,这显然是少数人的责任,从普及的角度来说,这少数人把古代文献翻译成现代文,做成光盘,或直接进入网络,全民即可受用,为什么要让一个高中毕业生具备“能读懂浅显文言文”的能力呢?现在,你若是随便到高中生中做一下民意测验,问你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他保管回答是为了应付考试,如果考试不考文言文的话,他会立马将文言文放弃。所以,在学习文言文的目的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模糊不清,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没有明确的方向。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我觉得应当把文言文当作一种文化,而不应当仅仅当作一种语言来学,更不应该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文言文是一种文化载体,它把我们国家博大精深的文化,经由我们的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从《尚书》,一直到清代,文言典籍里蕴藏着多么丰富的中国文化!我们让学生接受什么?就是接受这种文化。可我们长期的文言文教学严重走偏了,只停留在字意的层面上,而且通过词语解释和语法特点等的标准化题型的反复操练,把学生刚刚萌发的一点兴趣给磨平了,使文言文像洪水猛兽一样变得那么面目可憎。其实文言文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它里面包含着古人卓越的智慧和博大的思想。我有时不无偏激地想,我们今人和古人相比,我们的智慧和思想是不是越来越变得迟钝了?你看,我们所有发现的智慧和思想,在《论语》中都可以找到。过去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事实上,我们的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的企业家就曾拿我们的《孙子兵法》来管理他的企业;德国现任总理施罗德就对我们的古代文化情有独钟。我们阅读古代典籍,可以了解到孔子、孟子、庄子、晏子、鬼谷子、诸葛亮这样的大智,也可以了解到郑袖、吕后、秦桧、魏忠贤这样的大*,了解到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看到现代生活的影子,为我们了解现代社会提供一面镜子。

  其次,学习文言文的过程有些混乱。学生的认知过程应该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的,可我们的文言文教学不符合这条规律,在过程安排上有些混乱。比如说,你能说出《小石潭记》、《岳阳楼记》、《出师表》等放在初中和放在高中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这几篇经典篇目并不比《石钟山记》、《游褒禅山记》、《与朱元思书》、《醉翁亭记》等浅显,于是就出现了同一篇课文,过去是放在初中的,如《醉翁亭记》,现在又放在高一的情况。上海的二期课改也没有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比如《左忠毅公逸事》,过去上海H版教材是放在高二的,现在新教材放到了高一,你不能说它的根据是从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考虑的。我觉得过去学习文言文可能就是从学生的认知规律考虑的。这点是不是可以值得我们编排文言文教材时借鉴,还望方家考虑。

  再次,文言文的学习方式应当改变。我认为,学习文言文,诵读是最重要的手段。我们的读书被做题目所代替,尤其是文言文学习,被标准化的A、B、C、D的题目所代替,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做这样的题目,只能使本来就不高的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更加弱化。文言文的阅读能力,是靠长期诵读、感悟培养出来的。尤其是那些繁琐、细碎的所谓文言句法训练,不是真心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而是存心捉弄学生,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绞尽脑汁,让他们在那里做着大量的无用功,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这种状况若不尽快改变,害莫大焉!试想一想,一方面现代文在淡化语法,一方面文言文在强化语法,不是与我们的课改精神背道而驰吗?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让学生对语法一无所知,毕竟古文和现代文有着许多不同,我们只需引导他们了解究竟有哪些不同即可,不必在这里做过多的纠缠。关于这一点,吕叔湘先生在《语言的演变》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在这里饶舌。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学生对文言文的诵读呢?我在这里强调两点: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重要的读书方法。我们只要这样实践过,就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真理性。二、文以气为主。现在能够留存下来的文言文,是经过了几千年读者眼光的过滤,大浪淘出来的金子,是文质兼美的精品,它们不仅思想内蕴丰富,更是气韵生动。这种气韵,我们只有通过反复诵读才能体会出来,像《孟子》的“浩然正气”,《庄子》的汪洋恣肆,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范仲淹的宠辱皆忘,欧阳修的超然自乐,韩潮柳海,等等,你不通过反复诵读,是难企其妙的。别的不说,每当我咏起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就觉得有一股清泉流溢胸间,那种快意和美感是别的享受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如果能引导学生通过诵读体味到文言文的文美和质美,使他们受到文与质的感染与陶冶,充实其底蕴,丰富其情操,何愁他们不具备宽广深厚的人文情怀?这样,学生面前的文言文还怎会是那样面目可憎而索然无味呢?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浩瀚的文化瑰宝,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对于古代文化要采取“古为今用”的态度。我们学习文言文,就是要掌握方法,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我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在各方面有较高的价值,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例如宋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等诗句至今传诵。古人写作时是非常讲究谋篇布局,章法技巧的。为写作可以说是呕心沥血,贾岛就有“推敲”的典故之说。因此,古人有些篇章不仅可以使我们受到文学熏陶,而且对我们的写作也会有帮助的。因此,我们不但要学习文言文,而且还要学好文言文,才能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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