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学能 2014-05-08 12:47
学习没有界限，只有努力了，拼搏了，奋斗了，人生才不会那么枯燥无味。为了帮助各位高中学生，整理了“中国历史人物简介：章乃器”一文：
中国历史人物简介：章乃器
章乃器(1897-1977)，原名章埏，后改名乃器，字金烽，又字子伟。
1897年3月4日生于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一个破落乡绅家庭。祖父章楷为清同治举人，系浙东名士。父亲章炯曾留学日本，当过青田县副议长及富阳、遂昌警察局长。大哥章培曾参加北伐战争，后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弟郁庵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
章乃器幼年入私塾，天资聪明，常受老师称赞。稍长后入青田县立敬业小学读书，曾幻想当发明家，喜爱自然科学。辛亥革命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当学兵。1913年飞行营撤销，他随父到杭州继续求学，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从此与经济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8年，章乃器从商业学校毕业，经校长介绍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起初在杭州，后调到上海。1919年到直隶省通县京兆农工银行当营业部主任。后升任为襄理。不久，改任北京中美合作实业公司会计主任。
因不能忍受洋人经理骄横跋扈的作风，愤然辞职回上海，重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在上海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刻苦自学，钻研经济学，对金融市场、银行业务、银行组织、商业法规等涉猎甚多，为在金融界的学术地位打下较深的基础。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也增长了业务才干，逐渐由一个科员擢升为营业部主任，在银行界崭露头角。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派代表与浙江省长夏超接洽，策动夏起义。夏超于11月以“保境安民”为名宣布独立。章乃器与夏家有世交，那篇“独立宣言”实出自章乃器之手。1927年，他曾担任银行业工会的领导工作，积极支持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激于义愤，章乃器在上海创办了《新评论》月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政策。他曾给胡适写信寻求支持，主张以一种“超于党派、超于潮流”的绝对超然态度，“平心静气完全用旁观者的眼光来发表公平的议论”。他在刊物封面上印着“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要做潮流的追逐者”作为办刊的信条。他自认为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实信徒，要求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
1928年5月，济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残杀中方交涉员蔡公时及中国军民4000余人，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章乃器在《新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投降外交，主张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他在《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行动》一文中写道：“几十年以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几十年以来政府的压迫，几千年以来封建制度的压迫，这许多压迫不够沉重吗?当然，这一定需要革命-激烈的革命，非如此，无以泄发郁结的民气。”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章乃器的激烈言论，于1929年春，以“袒共”罪名查禁了《新评论》。这时，他在银行的工作也做出了成绩，被提升为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并任中国银行学会常务理事。
1932年3月，章乃器与上海金融界张禹九、祝仰辰、资耀华等开始筹办国内合作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6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公推章为董事长。征信所的组织采用会员制，会员按不同标准交纳会费和调查费。
征信所的主要业务是调查工商行号的生产、经营、盈亏状况以及个人信用情况，除提供每日市场报告外，还接受会员委托，对指定对象进行调查，向委托人提出单独报告。征信所还编印《征信工商名录》等。中国征信所的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压倒了原来4家外商办的信用调查机构，成为全国的独占事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2年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上海各界组织各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动员人力、物力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章乃器参加这一组织。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进行“剿共”内战，镇压人民反日爱国运动。章乃器不断发表文章公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连年内战和灾害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他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共同发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他还与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组成十人小组，以聚餐会形式讨论时局和救亡方针。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主张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队团结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章乃器利用中国征信所排字房大量翻印和散发，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1935年他受聘任光华大学教授。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12月12日他与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章是这个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还将原来的小型秘密集会(聚餐会)转入公开活动，12月27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通过《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进一步阐明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政治主张。章乃器被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主管财务。
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章乃器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6年5月，全国18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50多名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章乃器与沈钧儒、李公朴等14人被推为全国救国会常务委员。全国救国会的成立，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但国民党当局将它视为心腹大患，必欲去之而后块。蒋介石亲自召见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3人谈话，结果不欢而散。随着全国救国会团结抗战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当局加紧对全国救国会领导人的迫害。上海市长吴铁城向章乃器所在的浙江实业银行施加压力，迫使章辞去银行职务。章乃器离开银行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救国会的工作。
他尽可能争取更多人参加救国运动。救国会的活动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向救国会下毒手。
1936年11月23日，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造成举国轰动的“七君子事件”。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电文雪片似的飞来。章乃器等“七君子”在法庭和监狱内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英勇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成举国一致抗日战局面，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七君子”取保释放。章乃器等结束了八个月的监狱生活，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光荣出狱。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章乃器与一些进步人士撤退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初，章乃器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邀请，离港赴皖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并兼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安徽省战时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他在主持安徽战时财政工作期间，政绩卓著。同时，他与中共安徽工委和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张云逸、张劲夫等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在统一税收的名义下，每月拨款3万元资助新四军。后被蒋介石免职。
1939年6月，章乃器离开安徽到大后方重庆。当时，各抗日党派在重庆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兴起民主宪政运动，并酝酿实行联合，欲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者”性质的政党。章乃器与沈钧儒、左舜生、张澜、罗隆基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民主同盟的前身)。他在重庆期间，还以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从事创办实业和发起或参加各种工商业团体和研究机构，发表各种经济学论著。1940年他与上海银行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任总经理。该公司设有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后来又自办上川企业公司，从事工业投资和经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抗战胜利后，该公司迁往上海，并在重庆、兰州、西安、香港、台湾、东北、汉口等地均设有办事处。1941年退出救国会。1943年9月，章乃器与内地爱国工商业界人士、经济学家吴蕴初、胡厥文等创办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该研究所在他主持下，成为中国民族工商界的一个重要研究咨询机构和代言人。研究所经常举办各种经济专题的座谈会，如黄金问题、物价问题、工业问题等等，对民族工商业面临的许多迫切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此外，他还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经过多次商议，共同发起成立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他为“民建”起草了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等。宣言强调“平民政治”和“中间道路”，希望在国共之间另走第三条道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与吴厥文、黄炎培、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等一起当选为民建常务理事。不久又负责筹备成立了重庆和上海两个分会。1946年1月民建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平民》周刊，章乃器为《平民》周刊的编委之一，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政治的时论文章。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承认民建的合法地位，民建没有正式代表参加政协。章乃器一方面作为民盟代表团的顾问参加政协会议，另一方面组织民建开展各种会外活动，积极推动政协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努力。民建先后两次向政协提出《意见书》，其中许多主张最后都被政协决议所采纳和吸收。民建还联络20多个团体成立了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决定在政协会议期间，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一次，邀请政协代表报告当天开会情况，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民众大会受到各界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参加者由最初的3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这种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在政协会议上的斗争，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2月10日，当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重庆较场口举行时，国民党当局指挥特务、流氓千余人到会场寻衅闹事，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被暴徒打伤，当日受伤和失踪的群众60余人。消息传出，引起全国民众的极大义愤。各地纷纷组成二一○血案后援会，强烈要求惩治主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反迫害的政治浪潮。当时他的处境很危险，许多人劝他离开重庆，但他没有走，写了许多文章驳斥国民党宣传机构的谎言。
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总部迁沪，章乃器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他积极投入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6月19日，民建发表了章乃器起草的《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件。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决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章乃器又为民建起草了《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反对召开伪国大，提出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立即无条件地实行全面停战，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伪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加紧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在这种形势下，民建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决定派章乃器、孙起孟、严希纯、徐崇林、林大琪、何民麟、田钟灵7人负责筹备港九分会。
1947年，章乃器到香港，建立港九地产公司，经营地产业务。同年建立民建港九分会，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48年5月1日，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口号，提出“打倒蒋介石，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响应这一号召。章乃器等民建在港的理监事也公开表示响应。
1948年12月26日，章乃器与李济琛、茅盾、朱蕴山、彭泽民、马寅初、施复亮、孙起孟、柳亚子、翦伯赞、邓初民、王绍鏊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登船离开香港北上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章乃器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诚心诚意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动员全部资力、脑力和体力，负担起来一部分经济建设的光荣任务”。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乃器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他还受聘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国家经济建设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私人银行钱庄的前途》、《调整工商业问题》等文章，积极宣传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意义，号召过剩的私人银行、钱庄转而从事生产事业，阐明对工商业格局进行调整的必要性。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部长。作为粮食部长，他始终保持学者和事业家的本色，坚持尊重科学，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强调粮政的科学管理，主张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研制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他在工作中勇于负责，多有建树，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1953年10月，全国工商联合会成立，章乃器被选为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第二届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二届副主任委员。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至6月间，中央和地方召开多次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其中一些座谈会，并将讲话和发言内容发表于报刊上。后来，他的许多议论和观点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全国范围的系统批判，并被划为“极右派”。不久，他被撤销了粮食部长以及在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章乃器的处境有所好转，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受到了重视。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帽子，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因病去世，终年81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得到改正，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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